（名校毕业生扎堆小县城，说明了什么？）

顶着名校光环的毕业生，已非昨日那般稀缺，甚至是“海量”。就业去向狭窄，是导致他们下县城、下街道、去中小学任教的最主要原因。但显然，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离开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寻求一份安逸的生活，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也成了一个阶段大学生就业的风向标

日前，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原因是该县一次性引进了24名著名大学毕业生。根据遂昌县的公示名单显示，24个工作岗位的入围人员基本全部来自双一流高校和海外名校。他们中有4名博士、19名硕士，唯一一名本科毕业生还是浙江大学毕业。而他们应聘的岗位，主要是县级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的基层工作。

其实此前广东贫困县之一，河源市下属和平县也因为类似的原因火了一把。日前和平县发布了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公告。计划引进82名毕业生，但大量名校毕业生蜂拥而至。通过资格审核的700余人，从学历层次看，博士31名，硕士700多名，其余均为名校本科生；从毕业院校看，有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毕业生，也有来自美国、英国的留学生。

其实著名大学毕业生涌入小县城的案例越来越多，已经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批地方了。很明显，著名大学毕业生就业重心不断下沉的现象非常明显。这种下沉，一方面是区域下沉，逐渐从大城市向基层，甚至偏远地区发展；一方面是行业和岗位的下沉，从“高大上”的机关岗位，越来越向街道的基层岗位挺进。2018年，大量名校毕业生涌入杭州余杭区的街道，就引起了大家的惊呼。现在，无非轮到了欠发达地区，大家有点不适应。

名校大学毕业生，是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中在就业上“议价”优势最明显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就业选择，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的风向标，也是一个时代风向标的变化。

扎堆小县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生就业难，去向狭窄，选择有限。

如果能去北京的互联网大厂，能去杭州的余杭，孩子们会去丽水下面的这个县城吗？显然，目前这些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日前，北大一个博士选择去北京朝阳城管大队也曾引起轩然大波。

受疫情影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整体经济下行明显，今年4月份数据更是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时近年伴随互联网反垄断，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用人需求虚弱，无力承接更多毕业生，包括名校毕业生。

但另一方面，今年大学毕业生1076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大涨167万，这还不包含回国的60、70万留学生，合计超过1130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解决新增劳动力的目标也只有1100万。

之所以对名校毕业生涌入县城感到讶异，认为“高消费”，是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无知，名校毕业生早已成为“海量”。

大学生，研究生，包括名校毕业生持续大幅增长，其稀缺性根本无法和20年前，更无法和30年前相比，不必用过去的尺子量现在的问题。

去年高校本专科招生1001万人，研究生招生117.7万人，分别是大扩招前的约10倍与16倍。这其中，名校学生在持续增长，尤其是研究生。

名校本科生招的的确不多，但研究生招的真不少。每年近120万的研究生，主要是名校招收的。去年清华招收本科生3300人左右（不含留学生），但研究生招生9000余人。北大也类似。2021年，清华大学毕业生7441人（不含1600名其他类型学生，全口径算应该超过9000人），北大毕业生人。两者相加就差不多2万人，而其中主要是研究生（硕士+博士）。

2021年，浙江大学毕业生人，上海交大毕业生人，复旦大学毕业生人，同样，都是以研究生为主（硕士占主要的），这5所最顶尖的高校当年毕业生合计就高达5.6万人，人均超过1万毕业生。

这还是毕业生偏少的。吉林大学2021年毕业学生人，中山大学不含港澳台与国际学生，就高达人。39所985高校中每年的毕业生总量，按全口径统计应该已经超过50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990年全年本专科招生也只有60万，而在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包含专科在内，也才首次突破100万人。

来自著名高校的毕业生还在持续增加，他们该去哪里？哪里是他们应该的去处？

至于留学生，更不是天上的人才了，早已掉落凡间。2019年出国留学人员超过70万，出国留学完全常态化，也早已不是80、90年代几千人留学的精英时代。目前每年回国留学生也超过60、70万，又如何谈“高大上”？

勿容讳言，待遇好是重要的因素，现在的孩子们想要一个安逸的生活。

根据遂昌的引进政策，除基本待遇外，研究生与名校本科生可享受45万元政策奖励，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更高，总计75万元，包括房补和生活补贴等。根据广东和平县引进人才的规定，除正常薪资外，博士生每月补贴1万元，年薪约26万；硕士生每月补贴1500元，年薪约13万。住宿方面，可以安排入住人才公寓。若是在和平县购房，给博士可以发50万元，给硕士至少10万元购房补贴。在职级方面，博士生可聘任为八级职员或副科级，硕士可聘任为正股级。

追求体制内相对比较安稳的工作，即所谓摆脱内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持续2年多的疫情，改变了很多，让习惯了平顺生活的孩子们与家长，开始意识到了风险。企业倒闭，互联网大厂裁员，让孩子们越来越意识到体制内的优势。

公务员报考人数实际上在前些年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是有回落的，疫情前的2019年达到了近年的最低，但疫情让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再次持续大涨，连增3年。不只是公务员，教师岗也因为体制内的优势，备受推崇，最近两年师范院校录取分数大涨。与之类似，军校也前所未有地大热，根源还是工作，就业。

体制内的位置是有限的，于是，拿不到大城市的、发达地区的，我们就去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比如浙江的遂昌，广东的和平，这就成了其次的选择。

价值观变了，安逸的生活成为一部分人重要的追求目标。

无论是遂昌，还是广东的和平，这样的薪酬待遇和当地的物价与消费相比，绝对算得上是高薪了，几乎不用再为买房发愁。光从薪酬比，不比北京上海低很多，再考虑到生活质量和工作压力，不知比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好了多少，这是很多孩子选择这些基层县城的重要因素之一。

伴随国家的发展，城乡差距缩小，整体生活质量与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善，加之交通便利，无论是高铁，还是高速公路，半小时生活圈的扩大，让人的生活半径扩大，也让小县城的半径扩大，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县城这个范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名校毕业生涌入小县城有错吗？

名校毕业生涌入县城，引起很多的质疑与争议，核心的观点无非就是学历“高消费”、人才“浪费”，进而批评名校毕业生过于“现实”，过于逐利，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的指责与批评。

对此，我不能认同。

先说人才“浪费”的质疑。

之所以有“浪费”的质疑，无非来自两个层面，第一是所学专业是否匹配，所学非所用。第二，就是认为名校毕业生不应该到小县城，应该去更高大上的地方与岗位上去。

先来看第一个层面，学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或者说，干什么就必须学什么吗？这种看法显然还是在用“专业对口”作为前提的。那么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看你周围的人原来都是学什么的，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会发现所学和所从事职业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更何况北大这种学校，教孩子们的往往也不是什么就业技能。

第二，真的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需求与岗位。目前高校每年的教职也仅有3-5万，一个清华北大毕业的博士也无法保证在高校获得一个教职或者科研岗位，否则何至于去朝阳城管大队？高大上的岗位你负责安排吗？

之所以产生人才“高消费”的想法，还有一个重要的认知误区，是我们把基层工作，小县城工作“低端化”。

10多年前，为加强后备干部的培养，强化基层经验，相关部门推出了选调生制度。这些入围的名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首先就是下农村，时间至少2年，所干的工作都是解决基层村民的生活与发展问题，几乎都是“鸡零狗碎”的服务工作，理论上和他们所学几乎都没有关系。

若人才高消费与浪费的说法成立，那么各级选调生首当其冲，几乎都是人才浪费了！

19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尤其是基层的治理水平，“基层强则国家强”。而治理水平的提高，核心还是人，是基层的公务员队伍与水平。中央之所以下这么大力气推动选调生工作，就是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基层去。这实际也是当初余杭相关街道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的根本原因。

余杭的GDP几乎和青海省比肩，需要更高水平的服务与治理水平，需要与之匹配的基层公务员队伍。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浙江仙居县县长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MBA。在那个国内几乎没有听说过MBA为何物的时代，我曾经问他，到偏远的仙居，是不是有点浪费？他说，我不觉得，在大公司，省机关好，但基层同样很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2000多个县的县长，都是留美归国的MBA，那么我们的县域治理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可能发展得更好？

同样，如果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基层，把一个个街道，一个个区县的治理水平与办事效率大幅度提升，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名校毕业生下沉小县城，不正是国家倡导的吗？

舆论场上的一些非议声中，显然还夹杂了道德的批判。都是到小县城，一旦是奔赴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边远地区，相信不少人会竖起大拇指。我们应该鼓励并支持优秀大学生到艰苦的地区去，到基层去，但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去非边远地区的基层，比如遂昌，比如和平。

我们不能这边批评就业歧视，那边又指责一些就业选择，这难道不是一种“歧视”？

留在大城市曾经被批评，下沉到小县城，又被质疑诟病。出国被批“不爱国”，进体制内被批“内卷”，去互联网大厂又被指责“逐利”，哪里是名校毕业生的去处？

今天的名校，和过去的名校，其稀缺性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很多孩子并非绝顶的聪慧，只是他们很努力，外加社会的发展给了更多的机会，才进入了比较好的大学。很多孩子也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追求一份安稳，安逸的生活，至少无罪。

北京林业大学的毕业生去做快递员，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去做保姆，实际上恰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亟需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人才是否浪费本质是一个伪命题，学历出身并不能代表就一定是人才。关键是，如果浪费，这个“人才”第一个就跑掉了，因为他永远有用武之地，永远有选择，这也是我们需要修正的一个观念。就如参与“改写”余杭的马云，也只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又如何？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未来很长一个时间里，名校毕业生涌入小县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既是一个发展的必然，从一个侧面看，也是社会的进步：城乡差距的缩小。从全面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看，更是一个大利好。

唯一的问题可能是，连名校毕业生都只能扎堆基层了，那么那些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又该何去何从呢？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我们不要再用20年前的尺子，量今天的社会，量今天的大学生，量今天的基层与小县城了，错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批评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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